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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要把自然还给自然

时间:2017-11-01 09:58:41来源:网络 作者: 诚信在线www.cx189.net
奔跑的藏野驴 杨海/摄奔跑的藏野驴 杨海/摄

  从西宁出发,沿着109国道向西南方向行驶70公里,日月山就到了。这里是黄土高原的最西缘,山北侧能看到成片的小麦和青稞,还有用黄土垒成的院墙。翻过山,海拔逐渐升高,农作物消失不见,换作绵延起伏的大片草场,黑色的牦牛和白色的绵羊在天地间格外显眼。草地再往上是黑色的山,石头裸露在外面,如刀劈一般。

  如果从格尔木市向南行驶20公里,就能清晰地看到柴达木盆地的边界。平坦的戈壁滩上陡然升起一堵巨墙,昆仑山在此以近乎直的垂直角度矗立起来,穿过云层,连飞鸟都难以越过。继续向南穿过100多公里宽的山脉,从昆仑山口出来时,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无人区可可西里,草是青黄的,小块裸露的土壤嵌在草地上,几乎见不到牲畜。

  这两座城市和周边地区集中了青海省70%以上的人口,但他们很少有机会穿过这两座身边的大山,抵达青海的另一面。那里是青藏高原的腹地三江源地区——长江、黄河和澜沧江都发源于此。

  虽然只有一山之隔,这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: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,空气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七成,年平均气温普遍在零摄氏度以下。生活在这里的大多都是牧民,人口密度极低。有时开车行驶上百公里,只能在草原上看到几顶毡房。

  对大部分青海人甚至中国人来说,三江源仍然是一处秘境。哪怕是开往西藏列车上的旅客,三江源之于他们也不过是车窗外的匆匆一瞥。很少有人真正到达过这里,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片土地的意义。

牦牛和旱獭 彭年/摄牦牛和旱獭 彭年/摄

  事实上,下游能通航10万吨级轮船的长江,总水量的四分之一来自于这片区域。黄河总水量的一半,澜沧江总水量的15%也都来源于此。这里是全国乃至亚洲重要的水源涵养地,虽然与内地距离遥远,又有山川阻隔,但这里的任何一丝变化,都会影响到下游的生态安全。

  三江源是全球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反应最敏感的区域之一。因为长期的违规开矿和过度放牧,到本世纪初时,三江源几乎经历了千百年来最差的时期:草场退化,裸露出大片黑土滩;水土流失后,草地变成沙土地;湖泊面积缩小,冰川快速消融。

  2005年,三江源成立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在2015年的一项评估里,三江源经过10年左右的保护,生态恶化得以“初步遏制,局部好转”。但三江源的保护仍然令人堪忧。

  十九大期间,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透露,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审定三江源等4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,“目的就是把总面积21.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给自然”。

  去年6月,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西宁挂牌成立。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,这场改革试图从根本上改变生态保护的现状。不管是生活在三江源地区的人们,还是这里的野生动物,甚至是下游的数亿人口,都不可避免地与这场改革联系在了一起。

  牧民起起落落的日子

  翻过日月山向南,穿过共和盆地,在靠近玛多县城时,公路两侧的草地开始向湿地过渡。

  草原上遍布着蜿蜒的河流和大大小小的水洼,水面上倒映着白色的云彩。阳光照射下来,整片草原都泛着星星点点的光芒。阴天时,乌云几乎压在草原上。强光穿过,一缕缕的云雾像是从云层中漏下来一般,在空气中形成一道薄薄的帘子。

 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北端的黄河源园区,占据了玛多县75%的面积。园区内的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头两个最大的湖泊,鄂陵湖水在它东段的一个出口无声流出,这条30米宽的小河自此才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——黄河。

  玛多被称为“千湖之县”,县域内有大小湖泊4000多个。这些湖泊遍布在草原上,然后通过河流连接起来,使整个玛多县成为一个巨大的蓄水池。

  黄河之所以能日夜不息奔腾而下,冲积出孕育华夏文明的河套平原和华北平原,都离不开这些湖泊湿地的蓄水功能。

  可在2004年,鄂陵湖边那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断流过的黄河出水口,第一次停歇了。

巴颜喀拉山上的生态管护员 彭年/摄巴颜喀拉山上的生态管护员 彭年/摄

  事实上,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,玛多县的湖泊就开始陆续干涸。到2004年时,这个“千湖之县”内,面积大于0.06平方公里(相当于9个足球场大小)的湖泊只剩下200多个。同时,从1983年到2004年,玛多县70%的可利用草场已经沙化和退化,湿地面积减少了80%。在当时媒体的报道中,牧民抱怨草场上“老鼠洞多到数不过来”,野生动物也越来越难见到。

  如此巨变,除了那几年降雨量偏低等自然原因,人们也在一片对财富的狂热追逐中,摧毁着自己的家园。

  这是玛多县最伤痛的记忆之一。玛多县县长利加还记得,在上世纪80年代时,县里开始“牧业学大寨”,生产队铆足劲把每片草场上都放满牛羊,最高时整个县的牲畜达到了上百万头。

  草皮之下,还有藏在沙土里的金子。

  “尕手扶开上了玛多的金场里走,一路上的少年唱不完,不知不觉地翻过了日月山……”在一首青海人耳熟能详的“花儿”《沙娃泪》里,描述了当年各路人马蜂拥至玛多开采金矿的场景。

  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在全国铺开,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东南沿海。谁也不会想到,这个西部偏远的小县却攀上了全国“首富县”的位置——从1980年到1983年,玛多县年人均收入超过1500元,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城市职工3年的收入。

  满山遍野的牛羊很快啃光了每一寸草皮,采金人散去后,留下一处处矿坑,原本新茬接旧茬的草场开始青黄不接。玛多人很快从首富的位置跌落,牛羊数量锐减,再次回到那个默默无闻的贫困县。

  玛多花了十几年的时间,才等到伤口愈合。可很快,一次更彻底的灾难发生了。

玛多县城边上的云雾 吴岸彪/摄玛多县城边上的云雾 吴岸彪/摄

 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田俊量对这场悲剧记忆深刻。1996年玛多开始包产到户,每家牧民都尽可能增加牲畜量,最高时整个玛多县承载了160万头牲畜,“成为全国载畜量排名前10的县”。

  “这就造成了局部的过牧,草原沙化比较严重。”田俊量停顿了一下说,“最后整个县都没一片完整的草场,有些牧民失去了基本的生产资料,只能流落他乡,要饭去了。”

  这是本世纪初出现在青藏高原的“生态难民”,加上黄河源断流,草原变荒漠,它让包括田俊量在内的很多三江源人看到了,在这片土地上,生态是如何支配着人们的生存。

  比生态移民更合理的路?

  改变是在黄河源断流一年后开始的。2005年,国务院批准了《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总体规划》(以下简称《规划》),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一期工程(以下简称一期工程)快速上马。

  一期工程里,除了人工增雨等措施外,对放牧活动的限制成为重中之重。玛多县作为整个三江源地区生态恶化程度最高的区域,也成了禁牧、退牧力度最大的地区。

  按照《规划》,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设置了核心区和缓冲区,这两个区域完全禁止人类生产建设活动。原本生活在这两个区域的牧民卖掉自己的牛羊,下山搬到了政府的安置房,成了“生态移民”。

  新的矿藏也不断在玛多被探明。一处黄金储量37吨,白银储量100多吨的金矿已经详勘了10年,但县长利加清楚,那里“一块石头都不能动”。

  那些未被划进核心区和缓冲区的草场,也不再允许无节制地放牧。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管理部门根据草场的面积、质量以及地质特征,规定了单位面积草场的最高载畜量。在《规划》里,这项措施被称作“草畜平衡”。措施执行后,曾经拥有160万头牲畜的玛多县,在数年内,牲畜数量降到了如今的13万头。

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 杨海/摄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 杨海/摄

  工程效果十分显著,扎陵湖、鄂陵湖的水位不断上升,黄河源附近的水电站不得不开闸泄洪。原本已经变成沙土地的草原又重新绿了起来,野生动物开始频繁出现在草原上,甚至有人靠近时,它们不再惊慌逃散。

  与生态环境一起改变的,还有玛多县上万名牧民的生活方式。牧民不再是牧民,他们从不通路、不通电的放牧生活中直接来到城镇。看起来他们拥抱了现代文明,但在以后的生活中,生出了众多让管理者始料未及的问题。

  参与了这项工程的田俊量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,一期工程中三江源保护区共有5万多名“生态移民”下山,这些移民到城镇安家后,很多都找不到生活的门路。

  “当地的条件比较差,市场和产业基础是非常单薄的。”田俊量说,“人下来了,但是没有工作机会。”

  “移民”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国家补助来维持。

  “每户每年草原奖补、草蓄平衡补助加一起,大概四五万元。”田俊量介绍,比起在山上,牧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不少。

  这个有着十多年生态保护经验的官员坦言,在三江源管理部门内部,“生态移民”工程被认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。而这次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改革启动前,国务院给青海定了三个“不”,其中一个,就是“不搞生态移民”。

  “三江源不像其他地区,比如黄土高原,很多区域已经没有人类生存发展的条件了。三江源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可以合理利用,这么多年下来,大自然和当地的牧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和谐的关系。”田俊量解释,现在三江源的核心区和缓冲区还有6000多名牧民,他们不必下山,“但只能保留口粮畜,不能扩大生产”。

  国家公园试点成立后,改善园区内牧民的生活质量也被写进工作计划。为此,国家公园试点设置了生态保护公益岗位,让牧民做“生态管护员”,领取固定工资。

  在玛多县的黄河源园区,2600多户牧民家庭里,已经有2100人上岗“生态管护员”。按照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规划,未来几年内,公益岗位将达到户均一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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